樂論／從北市國與北市交首度音樂對話談起

樓層間的思索：從北市國與北市交首度音樂對話談起
朱家炯（朱梓）
音樂月刊 2000年10月

前言：
2000年當兩團團員在大廳忙著排練《嘎達梅林》時，空檔的呂思清在廳外頗為輕鬆的拉著二胡上下遊走，一方面告訴正在拉小提琴的二胡演奏者景雅菁拉好《牧歌》的祕訣，二人對兩種樂器的熟悉與相互間的感觸，讓九一七音樂會兩團合演的小提琴與二胡重奏的《梁祝》版本，有了生動的對話。

　　九月十七日北市國與市交在音樂廳舉行了一場首度聯合音樂會，演出意義宣示大過於實質，在激情過後留給大眾不少思索空間，究竟從中得到什麼啟示？聯演的模式會是中西交流融合較好的組合，又凸顯了那些問題？中西語法矛盾處如何解決？皆是本文談論的重點。

國樂團在社教館的六樓、交響樂團則在七、八樓，兩團皆在一九八三年間遷入該館，多年來兩團人員相處融洽，惟中西演奏業務則涇渭分明，各彈各的調，交響樂團頂多演出《梆笛協奏曲》或是《黃河》鋼琴協奏曲，增添一兩件國樂樂器，改變一下色彩而已，國樂團不也如此多個小提琴、鋼琴或是長笛、小號演出協奏曲。樓層之間雖然相隔咫尺，兩樂團能合團演出，卻令人難以置信，其中牽涉到的困難處實在不少，今舉煢煢其大者：
中西樂器性能之迥異

傳統文人音樂強調“點“及“線性“思惟，即是將旋律線的加花處理。當傳統絲竹（管弦）樂合奏規模逐漸往交響化擴大之際，面臨的是傳統樂器缺乏中低音樂器的事實，為滿足此一“面“（多聲部）的新形式的發展，民族樂器改造運動從二○年代起始，從未停過。迄今各聲部均已發展出完整的低、中、高音樂器。優點是保存了傳統音色，又形成了新的音色族群；缺點則在樂器製作技術未臻完美，又存在材質的差異，以及先天性的不足，樂器的表現仍待改善。

樂器製作技術與材質的不同
新創作的中低音民族樂器，製作質量差，常有易壞不能修的情況發生，如倍革胡、低音笙等；樂器較少使用同材質組合，通常是二種或以上的組合，如二胡發音震動是蛇皮，共鳴琴筒是木質，琵琶面板是軟木－桐木所構成，背面卻是硬木的花梨等；笛有竹膜與竹，若說嗩吶則更有麥桿吹嘴、木管、金屬碗狀之別，相較於西樂的弦樂、銅管製作完善，使用材質一致，同屬於音色融合性高的樂器，民族樂器的是不一樣的，是屬於屬音色豐富的個性樂器。

音量均衡度的差異
中西管弦樂皆以弦樂為重，提琴家族音色鮮明穿透力強，高低把位音量均勻，無論在氣勢、與張力的持續，均是弦樂特長；胡琴音色柔美細緻，可惜高音域音量劇減，減低了表演能量，必須靠其他聲部譬如打擊方能稱場。此外，易強不易弱的嗩吶擔任民族管弦樂中的銅管與木管角色，由於個性色彩濃，演奏的好壞也左右整個國樂團的水準。

中西語法的差異
港台從事西樂的朋友論及某位知名指揮家，皆搖頭示之，當詢及國樂朋友此人時，大都舉起起拇指讚之。何以有如此極端的差異？筆者以為這正是中西語法差異所致。

自由與嚴謹的演奏法
　　西樂演奏講求層次分明(articulation)，指的是演奏法形神的統一，包括裝飾的時值、句法、奏法形式上的統一，以及作曲者個人或是因時因地的用語習慣所造成的風格統一，“歐洲三流或是業餘樂團奏莫扎特時，品味十足，只有在演奏較難的作品如柴可夫斯基時才顯出樂團的水準“1；傳統文人音樂講求個性，以獨奏為主，記譜的只記音的音高如琴譜，或是附有約略節奏的工尺譜，因此在集合成民族管弦樂團後，在演奏法上較為粗略，雖有弓法、指法的規範，裝飾音、揉音(Vibrato)，甚至部份句法，均未有統一的要求，作曲者往往也忽略了這方面需要，形成了民族管弦樂在演奏粗獷、散板節奏上有突出的表現，在演奏細膩樂段式反而因演奏法的不統一，造成了含混不清的音響，如果真能了解中西管弦樂異同處，當不難了解前述這位熟悉中國語法，大開大闔的指揮家在樂界所造成的爭議。

線條與聲部
　　傳統音樂在“點“上力求音的多層次表現，例如在古琴左手同音的進退就有輕重緩急，更有吟揉之分、遲速之別，在“線“上形成一種多層線性組織，類似平行卻又有各種加花的齊奏音響。此種思惟或基於習慣表現在立體和聲時就產生了問題，因此民族管弦樂除非在指揮特別要求下，例如輕奏、甚或不揉弦來要求胡琴，方可求得聲部的純淨；而西洋管弦樂在音色與演奏法一致的情況下，輕鬆的就可讓聲部間的層次分明，這是民族管弦樂與交響樂的不同，也是前者在合奏上必將遇到的挑戰。

律學思惟的不同
　　雖然中西樂器均根據十二平均律製造，交響樂團的調律彈性較大，若遇到鋼琴協奏曲，弦樂可根據固定調在位置上取音，奏出十二平均律；若是旋律性強則傾向五度律；若要求和聲時又可跟著根音保持著純律的大三度，至於木管、銅管弦樂調律可藉著嘴形吹氣調整以接近純律或是五度律；至於國樂團由於多了使用十二平均律的彈撥群組，笙群組，由於音高固定，相較於習慣五度律的二胡群組，樂團聲部間本身就已有律上的差異，而對純律又少有和絃耳音訓練，因此造成國樂團音響多少夾雜著平均律與五度律的混合色彩，這是與交響樂團不同之處，也是中西樂團在諧和度上的差異頗大的原因。

作品成熟度的不同
西方古典音樂從十八世紀理性主義抬頭，凸顯出理中求情的音樂世界，三百年間累積了驚人的音樂藝術結晶。曾有學生想買在課堂上聽過Johan Stamitz (1717-57) Sinfonia No.8卻買不著。因為本曲只是音樂史上過度期間的一個小插曲而已，因為可出ＣＤ的好作品實在太多了。

民族管弦樂是一個成軍不過八十年的新樂種，樂器改革發展成熟也不過二十多年，在如此短暫的時間，海峽兩岸四地各樂團卻也累積了大量曲目。就以香港中樂團為例，由於交響化的新編制所需要大量曲目，成立二十三年來在持續委約編創制度下，動員香港以及海內外作曲家共同創作，累積不少成功作品，固然其中良莠不一，但作品多表現在民族情感或是生活相近的音樂，而學院派作曲家，各類的新音源實驗的加入卻也增加了此樂種的活力。

演奏人員心態之不同
由於中西樂團在演奏性質上迥異，存活的空間也不同；西樂演奏家優游於上乘的西方音樂藝術，有的是技術與音樂境界的挑戰，卻與群眾關係較為疏遠，在心態似乎較接近於貴族；國樂的演奏者通常接觸的是不夠精緻的曲目卻充滿野趣戲劇性，忙於各種情感特色的表達，與人民接觸較為頻繁，在心態上較接近於平民。以往貴族平民較少往來，於今地球村的時代來臨，時空距離縮短，中西樂在多所接觸下逐漸泯滅了其間的隔閡。此次兩團合演記得排練時有一幕令筆者印象深刻：

　　當兩團團員在大廳忙著排練《嘎達梅林》時，空檔的呂思清在廳外頗為輕鬆的拉著二胡上下遊走，一方面告訴正在拉小提琴的二胡演奏者景雅菁拉好《牧歌》的祕訣，對兩種樂器的熟悉與相互間的感觸，讓九一七音樂會兩團合演的小提琴與二胡重奏的《梁祝》版本，有了生動的對話。

九一七聯演音樂會評論
　　音樂會仍舊顯得準備不足，聯演的兩首曲目，兩位作曲者也是編曲者，在編曲時仍以西樂為主，《嘎達梅林》只是將國樂的音響包在密不透風的西樂音牆內，只有扮演馬頭琴的革胡獨奏句，有所表現而已。《梁祝》全場的焦點集中在小提琴與二胡的對話，呂思清的小提琴演奏自不在話下，難得的是對中國音樂的語法頗能掌握，搭配的二胡好手景雅菁表現頗為不俗，尤其在律動以及氣口上與呂小提琴搭配的相得宜彰，可圈可點。市交弦樂的穩定度夠稱場有餘，惜打擊樂過於陽剛，管樂的間奏句過於匆忙，少了些含蓄情境，使得演出多少有些遜色；國樂團唯一的表現是開場的笛音清亮可人，編曲者何占豪在樂團部份如同辛滬光，仍就是以西樂為主，不但取消了嗩吶族群的參與，國樂樂器的特性也未發揮，甚至連簡單的“拂水“演奏留給更勝於豎琴的古箏擔任，使得國樂團似乎只是聊具一格虛有聯演之名。呂思清的演奏極為穩定，即使在上半場演出時面對編寫給國樂團不如人意的伴奏音響，仍具有水準的演出，令人敬佩。
　　聯演音樂會給人以聲部層次不明的感覺，國樂器擅長獨奏，以及各類混合小組合奏，似乎個別樂器或是小組與交響樂團的協奏模式是最適當的方式，可使樂音在和諧中凸顯個性。若是兩團真要聲部對聲部的合演，作曲者還得在國樂樂器的配器多下功夫；國樂團也還需在統一的演奏法上多加把勁。
1 北市交團長陳秋盛九月七日成品演講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