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論／開發音樂新環境：公設樂團多元化發展與傳播

朱家炯（朱梓）
音樂月刊　2000年6月

前言
　　五二○新政府成立，揭櫫的文化政策，除了導正文化速食觀外，明白的將本土、中國、以迄世界各民族文化置於同等地位，期許藉著相互間的交流、融合，展現新台灣文化風貌為發展目標。在考量資源的有限性，若能將現有的政府文化資源重新評估，在省錢、集中人力、擴充舊有資源的方式著手，從而開發台灣文化新環境，文化紮根的工作仍舊是可行的。就音樂部份而言，公設樂團多元化發展應是當行之路，其中的國樂團發展成兼具民族音樂中心功能的單位；交響樂團則發展為全國或是地區音樂資訊中心。本著立基於本土、融合中國以迄世界音樂文化優點為方向，公設樂團多功能的結合，當可加速新台灣音樂文化的建立。

破除文化速食的迷思
　　無論市政、國政，幾乎每一位新當選的人物，在上任之初無不信誓旦旦，發出兌現文化建國、音樂立市等競選支票的決心，可惜在現實的考量下，往往是縣市多了一兩間欠人管理的演出場所，或是舉辦系列的活動，往往虎頭蛇尾，草草結束，甚或是無疾而終。其中的原因不外（一）經費的欠缺：硬體設備要錢，軟體人才要錢，更要時間來培養。（二）政治的現實：每隔三、四年的一次選舉，即使再有遠見的政治人物，也得屈服於看得見的政績。很不幸的，文化只有在長時間的培養下，方能開花結果，尤其軟體人才培育耗時、耗費不貸，在短視近利下，被選擇為發展標的總是那巍峨的建築，在文化速食觀的風氣影響下，扎根的構想一次次的落空。
五二○新政府成立，所揭櫫的文化政策，除了導正文化速食觀外，明白的將本土、中國、以迄世界各民族文化置於同等地位，期許藉著相互間的交流、融合，展現新台灣文化風貌為發展目標。在考量資源的有限性，若能將現有的政府文化資源重新評估，在省錢、集中人力、擴充舊有資源的方式著手，從而開發台灣文化新環境，文化紮根的工作仍舊是可行的。就音樂部份而言，公設樂團多元化發展應是當行之路，其中的國樂團發展成兼具民族音樂中心功能的單位；交響樂團則發展為全國或是地區音樂資訊中心。本著立基於本土、融合中國以迄世界音樂文化優點為方向，公設樂團多功能的結合，當可加速新台灣音樂文化的建立。

新台灣音樂文化的意含
　　台灣位於東亞交通樞紐，文化視野開闊，正是本土、中國以迄世界音樂文化薈萃之地，以往島上無論外來的或是本土傳統樂種各自獨立，及至八○年代以來，一方面國樂（狹義，指國樂團的大小合奏）藉著交響化，向著西樂靠近；另一方面交響樂曲目中也出現了如馬水龍的“梆笛協奏曲“或是賴德和的“紅樓夢“以琵琶、二胡與西式管絃合作的作品，此時的西樂與國樂已展現交融的契機。九○年代在本土意識抬頭下，國樂與本土樂種像是南、北管或是原住民音樂接觸頻繁，產生不少新曲目；或是因應社區、校際推廣音樂的需求，部份曲目融入了時下流行的了爵士、搖滾；更在交響化蓬勃的發展下，國樂中融入了更多西樂因子。此時的國樂團成了受化的目標，顯得活撥多樣；相對應的交響樂團在心態上反而較為保守，受化情形較不顯著，反而成了西方傳統音樂的擁護者。在時空距離縮短的網路時代，地球村的觀念已然成形，不拘形式的交流態勢已成，像是在音樂效果需求下國樂團加入西洋銅管、弦樂；交響樂團也受到如譚盾九○年代以來所寫的《來自京劇》小提琴協奏曲，《Symphony 1997天地人》等影響，開始加入中國打擊、或是有個性的民族傳統樂器。此種全面、多元化音樂的交融，當是下一世紀新台灣音樂文化所展現的意含。

國樂團兼具民族音樂中心功能
　　目前全台有三個公設國樂團，每年演出場次眾多，曲目是以創作或是改編於民間、傳統音樂為主，多以交響化的國樂合奏方式呈現。此一流行於華人圈的樂種，儘管在樂器本身、聲部配置、樂團編制仍有諸多不完善之處，卻在本世紀擔負起民族音樂繼往開來的責任。藉由國樂活潑的方式，在傳承上、在中西樂融合上起了極大的作用。儘管此三個國樂團每年所使用的經費相當有限，仍舊在九○年代中引起不少民間音樂團體、藝人質疑政府資源獨厚國樂團，而忽略了民間樂種保護的需求，奇怪的是卻從未聽到質疑三大交響樂團佔有更多資源的抗議，顯然的西樂作為音樂的主流似乎早已為全民所認同，作為弱勢的民間樂種於是和同質性高的國樂團，相互間就產生了排擠作用。歸根究底政府文化經費這塊小餅，能分給音樂的實在太少了。在此，姑且不論爭餅之是非，有限的音樂資源是否能作最妥善的應用，便成了發展音樂成敗之所在。在本土以及傳統樂種需要傳承、保護的需求下，國樂團兼具民族音樂中心功能之構想在合乎文化、經濟效益下，因之而起，它的優點有：
（一）傳統音樂扶植與推廣
　　無論台灣或是大陸各地的傳統音樂可分為粗吹（打）的戶外音樂，以及細緻如絃管的室內樂，這些樂種前者如台灣的北管、或是大陸各地的吹打樂屬之；後者如台灣的南管、江南的絲竹、雲南的細樂屬之。無論是粗吹或是絃管，在早期農業經濟的環境裡，有廣大的空間發展，人們亦有足夠的閒暇從事絃管，這唯一的康娛活動。於今，生態環境迥異，尤其是都市的興起，空間、時間皆不許可，過於喧囂的粗吹或是拍速緩慢的絃管，已逐漸為其他娛樂所取代，所面臨的正是斷炊的危機。而國樂團在本世紀二○年代以來，迄今所扮演的角色，正是都市化後，取代過去粗吹、管絃在社會的地位。特色是使用改良式傳統樂器，卻又融入其他音樂文化思想或是樂器（尤其是西樂）。它是傳統音樂、又是新樂。當然，在傳承、保護、推廣這固有的音樂資產上有一份責任。因此，如能擴充或是重組樂團部份人員，增加研究或是從事傳統音樂（例如南管、北管、絲竹等）演奏之小組，使樂團兼具民族音樂中心的功能，應是極有意義的。

（二）擴大國樂團競爭能力，因應社會文化需求
　　目前北京、香港、新加坡的民樂團（中樂團、華樂團）等地代表性樂團均為大型編制樂團，島內各國樂團在曲目交流上，演奏每每受限，必須尋找臨時團員擔任，影響演出效果頗大，作為爭取海峽兩岸主導地位的台灣各國樂團，多功能的擴編是有其必要性。一方面也可藉著擴編解決國樂團聲部不平衡的問題，另一方面為因應社區、校際及諸多特別音樂會之需要，樂團可按性質編組分為南管、北管、絲竹、合奏四組，以此扶植、立基、推廣本土及各傳統樂種，除了積極的輔導成立民間小型合奏（音樂組織）的方式外，更可利用樂團文宣組織的健全，推廣傳統音樂於各城鎮鄉里。

交響樂團的多元化發展
　　當十八世紀交響樂團在曼漢的史丹密次(J.A.W.Stamitz)帶領下已經能從pp漸強奏至ff1，弦樂的成熟，以及管樂器逐漸完備，開展了交響樂的紀元，隨著古典時期的二管編制逐漸發展至本世紀的四管編制，從古典時期的三、七、九和絃發展至浪漫時期的十一、十三和絃，從抑制性的古典音響，經誇張的浪漫個性，到本世紀初期的調性解放、印象、原始、表現、未來等主義，交響樂的發展至此已經發展至巔峰。本世紀後期的機遇音樂、噪音解放、低限主義均對交響樂影響不大，音樂會演奏的主要曲目仍是以古典、浪漫時期至本世紀前期作曲家的作品為主，受到影響的是演出的形式多變，通常分為下列幾類2：

一、聲部省略：
　　如史特拉文斯基的管樂交響曲(Symphonies of Wind Instrument)
　　或是詩篇交響曲(Symphony of Psalms)缺少小、中提琴聲部。
二、聲部擴充、或是改變：
　　如荀白克的Gurrelieder使用了八隻長笛、七隻單黃管，十把圓號；或是
　　梅湘、戴維斯等人擴充的打擊聲部。
三、樂器演奏位置的新安排：
　　舞台與觀眾席的混合演奏：如Xenakis的Terretektorh
　　不同組合的聯合演奏：如Carter的A Symphony of Three Orchestras
四、新樂器的加入：
　　管絃樂團從十八世紀的二管逐漸加入不同樂器，直至本世紀步入四管編
　　制的成熟期，本世紀中期以後，電子樂器的發展蓬勃，像是Stockhausen
　　在其作品Mixtur中應用音色轉變器（ring modulators）；六○年代以來
　　民族樂器加入管弦樂，如武滿撤Toru Takemitsu的November Step，加入
　　日本琵琶與尺八。

　　儘管本世紀管絃樂展現如前述這般多采多姿的風貌，國內各交響樂團的演出仍是以傳統二至四管編制的曲目為主，直至最近北市交演出譚盾的後現代作品多媒體歌劇《門》，融合古今時空，打破中西地域樂種，大膽的開啟了前人不敢為的音樂新思維。對於當前台灣的音樂環境當有刺激作用，唯本地曲目創作數量仍舊太少，作曲家還須加把勁！在迎接音樂大融合的時代聲中，交響樂團多元化的發展，應是最值得鼓勵的發展方向。

交響樂團兼具資訊中心的功能
　　交響樂團兼具資訊中心可謂動靜相宜，一方面以動態的音樂形式辦理演奏會、音樂研習營、直接的讓聽眾感受、學習美好的音樂。另一方面加強靜態的學術文化研究工作，有系統的整理音樂資訊，打破以往點對點的教學，以成立資訊中心的方式，透過網路立體傳輸，將多媒體音樂資訊無遠弗屆傳送至社會各階層，讓樂團成為社區音樂學習中心，這才是文化扎根、音樂立市政策成功的不二法門。

結語：
　　公立樂團設立最主要的功用是為避免良質的音樂為商業化音樂所取代，它的角色如同是提振良質音樂、推動音樂風氣的火車頭。以現有的國樂團或是交響樂團而論，僅需增加少許人事經費，便可增加社會推動音樂文化的動力，政府何樂而不為？培養人民愛好正當的音樂，全賴人力、物力長時間的累積方可以成功。以現今人民的富裕，國樂團或是交響樂團，全面多元化發展以擔負起更多社教功能，在音樂資源稀少的限制下，增加公設樂團一點人力作為文化扎根的點火的種子，應是極有意義的。



1 曼漢樂派在當時了不起的成就就是交醒樂團能奏出像是Sky rocket般的漸強。見Ratner,Leonard.G Classic Music :Expression,Form,and Style NY Schimer, 1980 p189.
2 參考詞條”orchestra”見Paul Griffiths所編Encyclopedia of 20th-Century Music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