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論／「國樂」的迷思？亦或迷失！

朱家炯（朱梓）
音樂月刊 1999年12月

　　多年來在課堂講授「音樂文化」通識課，學生是以非音樂科系為對象，內容則是探討中西以致於世界各民族音樂文化。每當談及西方古典音樂，老師學生都輕鬆，因為學生有概念，循序漸進的教材、資料頗為豐富；若論及「國樂」或是世界各民族音樂，卻常有事倍功半之憾！後者知者甚少甚或陌生倒還算合理，對「國樂」的一知半解，甚或排斥的常態卻令人匪夷所思。
或許「國樂」這個名詞過於曖昧，它究竟代表什麼意義？為何近數年來引起雜誌、網路上熱烈的討論，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此一名詞的使用！一連串的質疑，筆者擔心讀者模糊了焦點，因此為文釋之。
　　海峽彼岸高厚永在“國樂思想研討會“所發表論文內，開宗明義就寫上了“國樂應是代表一個國家之音樂“[1]筆者以為問題就出在“代表“這兩個字。正好坊間習慣稱呼的國樂，指的正是在傳統樂種中現階段的主流－國樂團所演出的大小合奏，或是個人的獨奏稱之。於是爭議的焦點轉化為，國樂團所演出的「國樂」具有國家的代表性？因此，引起了各類傳統樂種，甚至具有民族思惟的交響樂愛樂者的異議。在網路上，有人認為，國樂合奏或是獨奏被稱之為“國樂“只是民間約定俗成的叫法，是一種習慣用語；也有人認為此種國樂不如稱作民族管弦樂才合情合理，卻又劃地自限擯除了獨奏及民間樂種。更有人以為套上此“國“字是與某政黨有關，那又過於牽強。
　　其實，這只是一種民間狹義的稱呼。試看外人稱呼大陸的「民樂」、香港的「中樂」、新加坡的「華樂」、以及台灣所謂「國樂」，皆寫成Chinese Music，一個代表一國或著民族整體音樂藝術的集合名詞。廣義的來說，筆者認為只要音樂能表現出國人傳統甚至現代的思惟，而形成一種國家或著民族獨有的特色，就可稱為「國樂」。所以，交響樂的「梁祝」、「黃河」、「梆笛協奏曲」，就可稱為國樂。甚至傳統、西洋樂器以及各類音效媒體的創作能表現傳統哲思的音樂作品，皆應屬於“國樂“探討的範疇。
　　若只談狹義的國樂是所謂的“代表“樂種，當然會令人覺得以偏概全而發出不平之鳴。不過，觀今諸多音樂名詞的自我矛盾現象，應會釋然。譬如，所謂音樂學(Musicology)此一名詞，它研究的範疇卻是西洋音樂學，真正研究整體人類音樂文化現象的學問，反而稱為世界音樂學(World Musicology)或是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此種現象早在1935年就已引起學者爭辯[2]，然而此一約定俗成的用法到如今不改。若再想想，國內從事小提琴、鋼琴等西洋樂器的工作者，口語裡不是稱為搞音樂的，反之從事二胡、琵琶者，不就稱為搞國樂的？要不是國內中小學音樂教本近年來增加了不少介紹國樂的篇幅，真會讓人以為“音樂“指的是西樂，而不包含國樂！
　　回顧音樂史，當羅馬教皇還在整理葛利果聖歌的七世紀之際，東方的唐朝已集結了世界上十個國家的精彩樂舞稱為「十部伎」，，首都長安成為世界音樂文化的中心，原因無它，在上者如唐玄宗雅好羯鼓，上行下效的結果更是外來的音樂凌駕了漢民族的清樂。就在此種多元文化衝激、融合下，累積了現今漢族的音樂傳統，若究其原因，有容乃大而已。可惜的是之後千餘年音樂文化的不受重視以及近百年國勢不振，音樂道統衰微，幾至淪亡的地步。
民國以來有心人士改進國樂的呼聲不絕於耳，爭論意見有三：一是全盤西化。如青主所說“本來只有一種可以說得上是藝術音樂，這就是由西方流入東方的那種音樂“又說“國人做出很好的西樂，那末，這就是‘國樂’“[3]；二是國樂、西樂齊頭並進，借用西樂改進國樂。小提琴家、二胡演奏家兼作曲家的劉天華便是此類最佳檢驗者；三則是復古，回歸傳統。 1920年「大同樂會」成立，以恢復古樂演奏雅樂為號召，1927年改編了「夕陽簫鼓」成為著名的「春江花月夜」國樂隊曲目，即為成功的典範。
　　大同樂會的活動影響深遠，成立時的宗旨是以演奏傳統雅樂、恢復並仿製古代樂器為主，由於其樂隊演出的成功，在西風強過於東風的影響下，此後數十年間編制雖是逐漸西化，並以二管甚至四管交響樂團為藍本擴編卻輔以獨特的彈撥樂聲部，更在樂器不斷改進的配合下，樂隊成了交響化的國樂團。1949年內戰後，雖然大陸、港、台三地政情絕不相同，卻在國樂交響化上努力一致，1957年上海民樂團，1960年中央民樂團成立了六十至七十人的大編制，1977年成立的香港中樂團更是以八十二人的編制，成為現今大型國樂合奏曲目標準編制。1979年成立的台北市立國樂團，遲至1992年才擴編為六十人的編制，每遇大型編制曲目還得尋找兼任團員才能演出，迄今，兩岸四地的中、華、民、國樂團在運作上已與西方的職業交響樂團沒有大的分別。
　　其實所謂樂器無論中西只不過是工具而已。被稱為傳統樂器，那是樂器上有了傳統的累積，試看我們所熟知的如琵琶約從西元350AD由中亞的蘇祇婆傳入中國，胡琴約出現於七世紀，嗩吶從波斯傳入更是晚至十五世紀，至於從西方傳進來的各類管弦樂器，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倒是國樂團中模仿大提琴的革胡，低音提琴的倍革胡，製成不過四十年，而近十多年來，國樂團更是加入了全套西洋打擊樂器，當然，樂器色彩的增多，曲目表現加強，增加了演出精彩度，卻造成我們所說狹義的國樂西化的現象，而作為音樂主流的西樂亦在尋根的需求下有了本土意識，這些現象說明了現今廣義的國樂已有多元化的發展，究竟是正面，是負面？所謂傳統流傳下來的音樂特色究竟是什麼？要如何傳承？這才應該是今後探討國樂發展之重點。回想二、三○年代所爭議的三個論點，與今日樂壇對“國樂“分歧看法實無二致，仍舊意見紛紜。國樂若以廣義言之只是一個普通名詞，若習慣稱之狹義的國樂為“國樂“那又何仿？「國樂」此一名詞存廢的皮相之爭，應可以休矣！

[1] 參見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國新音樂史研討會：國樂思想，高厚永所撰“回顧與展望：爭論與探索發展了二十世紀的國樂。
[2] 詳見Charles Seeger所著Studies in Musicology 1935-75序文，UCLA Press, 1977以及Jaap Kunst所著Ethnomusicology,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59.

[3] 同註一。青主寫於《音樂當作服務的藝術》1934年3月